文化苦旅读后感2017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化苦旅读后感，欢迎来参考！
看到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这本书目，首先“苦”字给人的感觉有点噱头，倘若换成“之”旅或者其他什么旅相信很难调动读者阅读欲望，到底是怎么一种“苦”法呢？
读者忍不住打开一观。跟随着余秋雨先生的匆匆步履，一路上走走停停。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早已洗去了余先生最后一点少年英气，驻足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脚印最深的地方，因为在余先生的心中不是为了“风景山水”而来，而是为了“人文山水”而来。站在古人曾经站立的地方，文人，历史，自然混沌交融在一起，封尘久远的文化内涵哗的一声奔泻而出，于是感动，于是喟叹，于是心苦。
曾经在一个冬天经过秦岭，当然不是为了风景或人文，只是为了生计而跋涉。看着汽车在积雪尚存的盘山公路上艰难爬行，不禁想起了韩愈因谏被贬过蓝田时的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汽车竟如此难行，何况马匹乎！何况上了岁数对家乡无比眷念的韩愈乎？想到这里释然一笑，普通读者都能替古人担忧一回，更别说装了一肚子历史文化、人文掌故的余秋雨先生了。
在文化苦旅一书中，给人印象最深就是道士塔和莫高窟了，其实这两篇可以合成一篇写的'。1900年夏季的某一个清晨，莫高窟的住持王圆箓道士在清扫洞窟时，无意中在洞壁上发现一条裂缝，扒开裂缝后发现里面有一个洞穴，里面满满一洞穴古物。由此打开了敦煌学之门。
因为王圆箓的愚昧无知，愚昧到为使佛窟干净明亮些，拿白石灰去粉刷陈旧的壁画；无知到清除唐宋泥塑去塑新的天师像。余秋雨先生痛心疾首，恨不能向他跪下，求他高抬贵手，放过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因为王圆箓的愚昧无知，为了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后完工三层），数次把经卷成箱成担卖给外国人换取经费。对于这个敦煌罪人，先生忍不住咬牙切齿，大喊一声：“我好恨！”
总觉得余先生恨得不彻底，恨得有些矫情，恨得不是那么切肤之痛。因为恨过之后又得上路了，后面的路还很长呢！苦旅才刚起头呢！还得一面讲学做各种报告一面旅行呢！假如先生恨得彻底就不妨在敦煌驻足，以先生的才学名望定能为宣传、保护、研究敦煌这瑰丽的文化遗产出一把大力的，后面的旅行不行也罢。亡羊补牢，从今日始！敦煌需要大师级人物！
其实将一切的罪责压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是不公平的，在满清那个腐朽的朝代，整个国家都在昏昏噩噩中，有谁在乎这些破烂经书呢！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3月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七年间王圆箓无数次报官，面见过两任敦煌县令严泽和汪宗翰，赴酒泉叩见过安肃道道台廷栋，一些经卷还辗转传到敦煌典史苏子培、甘肃藩台俞明震、两江总督端方以及著名金石学家、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等人手中——这可是些懂得这批经卷分量的人。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和学术精英们除了责令王圆箓“检点经卷，就地保存”外，再没有下文。对其私送文物，充耳不闻，甚至趁机索要。其实王圆箓报官的目的，无非是邀功寻赏。王圆箓太需要钱了，他在莫高窟30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外化缘，一生募得善款20万。他知道，有了钱就可以雇人清理洞窟中的流沙，有了钱才可能建起朝思暮想的太清宫，将千佛洞打理成自己理想中的宗教圣地。当王圆箓出卖第一批敦煌文书给斯坦因，拿到四个马蹄银后，自知有罪，曾派人四处打探。当他得知斯坦因在北京六国饭店将部分文书公开展览，参观的大清达官贵人摩肩接踵，竟无一人提出异议，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总算放回了肚子。
离奇的是，由于王圆箓在发现藏经洞后多次报官，居然被官府认定为合法的藏经洞文物保管者，甚至拥有者。当朝廷真要将残存的经卷解往京城时，居然采用收购方式，向王圆箓购买。而当王圆箓没有收到银两（已被敦煌县衙截留），居然还草拟《催募经款草丹》，理直气壮地向朝廷讨要应得款项。满清政府难道不知道，敦煌文物乃国家财产，作为国家财产的监护人，朝廷早就应该追究王圆箓保管不善罪、私卖文物罪，没收全部剩余经卷，责令敦煌县衙押运至京。正是满清政府的腐朽昏庸、叶昌炽之流学问家的无耻无能，导致了敦煌文物的大量外流。
假如说这些人都是泛泛之辈，那么“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张大千（徐悲鸿语）该懂得敦煌文物的分量吧！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两年多时间里，为提高绘画技艺，把壁画剥落至第三层，一睹盛唐笔意。损坏壁画30多处。另有在壁画上用透明纸描红，在壁画上题字一些破坏壁画的行为。张大千在敦煌研习两年多后，画风大变，画技日臻成熟，当然这些成就是踩在敦煌壁画的肩膀上得来的。
另台湾故宫博物院两幅最古老的隋画“观世音菩萨像”“释迦牟利像”系张大千所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有张大千印章的汉文户籍，经帙，文书39件；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张大千印章或题署的唐代文书，佛经写本及刻本残片100余件，张大千还私藏有《张君义告身》《张君义勋告》等，张大千为何经手或拥有这些敦煌文物？事实不言而喻！
当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请余秋雨先生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我由此得出结论，余先生对身份卑微的道士王圆箓大骂特骂，咬牙切齿地痛骂。对大师级人物张大千是少批慎骂，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中庸之道学得甚好。文化苦旅我没读完，不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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