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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读书笔记范文
篇一：《考古学是什么》读书笔记
陈成 20141010209 民族学
本书是由王然先生和张承志先生根据中国考古学界的大家——俞伟超先生的十六篇文章（包括论文、杂文、访谈录）编排和选取而成的。它以向普通读者介绍考古学的基本知识为目的，以通俗简洁又不失专业性的语言为笔调，从考古学的历史、方法、性质、目的、意义、未来及其他方面，详细地说明和解读了“何为考古学，怎样进行考古，考古学有什么意义”等学科基本大问题，并使读者真正地了解到“考古学是什么”。这本书，虽然已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但对于想要了解考古学的刚入门的学生和普通大众来说，很久都不会失为此学科中必读的经典。
该书分总有十六章，分为一个序章、十二篇论文及杂文、三个访谈记录。下面我就逐个进行摘要、解读和归纳。
序章 时代的召唤和时代的限制。本章是由选取者张承志先生为其师俞伟超的此书所写的序言。此序言分为三节。
第一节写出了当今考古学工作者的普遍性困惑，即在理论上从众多的文物资料中无限地描述人类逝去的真实生活这一需要，与在现实中基本不可能完全解读过去的历史这一事实之间的永久矛盾，它使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在心理和意志上受到了强烈的困苦影响，但这一矛盾却是不断促进考古学者去发现和解读历史与生活必须动力之一。而在当今，一方面考古学者在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了坚
固的“考古学文化”大厦，但另一方面，又使大多数考古学者满足于器物和遗址的挖掘和解析，从而减少了对过去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发现与解读的热情与理想。而俞伟超先生，却是少数原始理想派的代表。
第二节写了俞伟超先生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变革的追求和对古代历史和生活的重视。他想要通过考古学说明古代社会以解释现在和预见未来，而要做到这就必须使考古学在顺应时代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变化，尤其是考古学要在理论、目的和意义这三个方面回归“人”这一最终目的，这也是俞伟超先生后半生的学习目标。
第三节则写了俞伟超先生这一目标的现实矛盾：一方面是自己理论的变革性和人文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是考古学的日益科技性和物质化的现实。它造成了考古学发展的巨大困难。本书的编写，也许就是对这个矛盾进行尝试性解决，而考古学要真正地前进和发展，在我看来，则只有依靠广大的拥有判断力和正义的新时古工作者来进行长期的努力与探索才能够实现。
第一章：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
本章中，俞伟超先生就考古学的三大科学理论之一——考古地层学的大体知识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它分为五节。
第一节主讲考古地层学的形成与在我国的应用。原始考古学是以少量遗迹和传说来推测古代社会的知识门类，它缺乏严格的逻辑性和稳定的共识性。近古学则以文化复兴为契机，取得了美术考古和器具考古的成就，如丹麦考古学家裘琴逊的“石器、铜器和铁器”的古时
代划分法，但仍旧没有稳固的科学理论来支撑和证明。真正的传统考古学的产生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西方考古地层学的出现和使用为标志的，它的决定性事件一是德国商人施利曼利用在地质学中发生的地层学来发掘历史遗迹特洛伊古城事件；二是彼特里后来也利用地层学建立了一个埃及“前王朝系列”历史，并提出了“考古学的全部工作是重建已经消逝了的生活”这个著名考古主题。从此开始了传统考古学的光辉历程。此后，毕德 里弗斯在发掘古罗马遗迹时进一步强调考古时探明地层关系的重要性，并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考古地层学终于成为西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
在中国，瑞典人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文化古迹和李济先生发掘殷墟遗迹时简单地使用了西方的地层学，但都不够严谨科学。中国真正的传统考古学的出现，是1931年梁思永先生以西方地层学为理论来主持安阳后岗发掘并发现三叠层关系开始的。从那以后，考古时必须以地层学划清地层界限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根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众多辉煌的考古成就。
第二节是讲了“考古地层学”的基本理论。作为从地理地质学中演化出来的考古地层学，它以自然科学中的岩浆活动和地壳运动为基础，形成了拥有自身历史特色的地层学五条原理：一是不同时期形成的文化层和遗迹单位，是按从早到晚、从下到上依次堆积而成的。二是同一文化层和同层遗迹单位的形成和遗留形式不是水平的。三是次生堆积会形成早晚颠倒的倒装地层。四是形成不同文化层的原因，在于堆积内容的变更；而文化层的堆积厚度，不是估计形成时间的尺度。五
是遗迹本身同遗迹内文化堆积在形成时间上的距离是不等的。这五大条原理对于考古地层学来说，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但它们成为关键的原因和众多实例，也是考古学入门者必须要了解和掌握的！只有在批判性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促进该学科的时代性发展。
第三节说的是区分文化层层次的基本方法，它有五个步骤。第一是根据土色和土质来区分层次。第二是以平面和剖面相结合来识别，也是区分平面层次的必要手段。第三是包含物的变化，可以引导发掘者及时发现层位关系的变化。第四是要坚持先清理晚期堆积，再清理早期堆积的文物发掘原则。第五是要分层清理同一层次里的遗迹，才能更完整地看到遗址内各活动时期的遗痕全貌。以上五条，加上工作者严肃认真的态度，只要有过一次经验，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实地考古了。当然，对于这五条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生，还必须掌握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学会根据现代科技来进行方法变化，才能更好地实地考古。
第四节主要说了采集各层次包含物的基本要求，它有三大要求:第一是要按发掘单位单层采集文物。第二是要依据不同种类的出土物，来进行具体性的采集，如对自然产物和人文遗物来分别清理与收集。第三是记录出土遗物的基本要点：第一点是要按照出土单位与层位；第二是对于各种小物件，要进行严格的专业记录法来记录，必要时还要运用坐标法和复杂的数学方式；第三是凡是与遗迹单位有一定关系的其他遗物，必须要把这种关系记录下来。这三条采集规则，对于一个好的文物工作者来说，必须要在实践中来检验与发展。
第五节是关于记录层位关系和解释文化层成因的相关问题，俞老在这提出了四条必须引起重视的要求。第一是平面图和剖面图记录的层位关系，必须符合文化层划分的客观情况和地层堆积的最初原理，还要与整个发掘区的图互相吻合。第二是要随时绘制不同堆积现象并列的平面图，以全面地记录各层遗迹的分布情况。第三是层位关系的照相记录，要尽量突出主题和表现出各文化层差别的质感。对于这一节，我觉得，在现代扫描科技和立体电子分析时代，是有必要做很多新方法的创新与使用的。
对于这一章的总结，我觉得考古地层学的基本理论俞老已经讲得足够精细，但那些众多的具体方法则还需要自己在实践和其它书籍中学习与运用。当然，由于科技的进步与认识的发展，其中的一些说法的确需要创新。
第二章 借鉴与求真
本章是俞老为一本日本考古学书籍《地下文物发掘调查手册》所写的介绍文章。由于日本考古学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它所积累的考古经验和运用的科技方法的确比较丰富和先进，所以俞老对于日本考古学成果很是推崇和求知，当然最终是以其来推动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对于这本书，俞老总结了三点结晶：一是考古学调查、发掘和实践要尽量规范化；二是考古发掘区的安排形式要尽量灵活性；三是考古遗迹与遗物的清除与整理要尽量科学化。这三点，对于当时学派众多、比较封闭和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考古学界，的确是重要的进
篇二：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和很多人所接受的教育一样，在面对历史与现在甚至未来的关系上，我们总是默认现实是从历史中演变、进化过来的，至少是人类社会在依照着不易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控制下一步一步地在必然和偶然的交相影响下前进着。现实中的每一点都能够在历史中捕捉到由来和嬗变的踪影，历史是存在着规律和终极本质的。
但是这一貌似真理的观念在福柯看来却不尽然、福柯认为很多“现在”的历史学家往往只是用当下的原则书写历史，因此，虽然他们也可以追溯历史渊源，但却无非只是在观念系统上论述了从历史到现实的进化规律而已。福柯的理论中，历史往往存在着断裂和碎片、而且往往是以扭曲的异化形式存在着。因此，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只能在今人的世界里追溯到古人的遗迹；而福柯是通过研究各个社会的不同的历史档案，来揭示产生不同知识领域的话语构成和实践，并由此揭示现实世界存在、异变的扭曲的根源。
可以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可称为在时间过程中理解现实的“历史社会学”。 （我所理解的是，“在时间过程中理解现实”，也许是从历史档案中，以当时、当地、当人的特殊性去理解具有差异性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讲社会的推进理解成死板地规律。差异性、断裂性、最终的落脚就在于特殊性。）
那么，就要注意“历史档案”。福柯所谓的历史档案，在我看来也就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面对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和特定关系中的话语实践，研究人们说出来的话语，亦即“说出来的事件。”福柯把那些尚未成为哲学概念系统和科学知识体系的“说出来的事件”称为“档案”。
也就是实践层面上，人们说出来的“话语”。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对语言问题展开了充分地论述。但是他不是分析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运用规则，也不是分析语言作为概念、判断同其所指物的关系，而是去揭示语言是如何构建事物之间的关系的。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揭示语言所指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被语言建构起来的，又是怎样在语言的控制下存在、断裂和变异的，即福柯所谓“话语实践”
（这是理解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难点，我也不太理解，去揭示语言是如何构建事物之间的关系，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是社会事实、人的互动的网络体系是通过语言的表达被建构起来的？人们的话语的表达是主观的，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何以在这两者之间发生主观
去构建客观的关系？如果必然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会发生断裂和变异，那为何还要以不可靠的主观去研究。唯一能解释的，我认为只能想福柯研究的不是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通过话语的表达可以揭示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说话者所处的地位、群体、权力等人际问题或群体间的网络关系问题，就好像我们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样，胜利者有资格去主宰话语权，而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权力的更替？）
这里的实践不同于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以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行动过程，而是言谈、对话和书写的语言表达与交流过程。他认为，话语实践不同于纯粹的观念或意识层面上的精神活动，因为言谈和对话说说出符号，都是可以感知的具有物质性的活动，而且也是思想内涵和物质形式的统一。因此福柯认为面对话语实践的知识考古学具有超越形而上学思辨的感性现实性。
总的来说，我认为，理解知识考古学的重点在于如何去理解话语实践。
吴剑呼
篇三：《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主要著作还有：《词与物》、《话语的秩序》、《古典时期疯狂史》、《监禁与惩罚》、《性史》等。 本文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进行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与其作者的关系），也不是描述理论（与其结构和一致性），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的日常而神秘的总体。在这观念历史努力通过辨读文本揭示思想的秘密运动的地方，作者要表现的是“言及之物”的层次：它出现的条件，并和的形式及环节，变化的规律……“言及之物”的领域，就是所谓的“档案”。考古学旨在对之进行分析。
第一章 引言
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它们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却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
冈奎莱姆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分析的模式，他的分析说明，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P3）
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P4）
（历史分析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传统和印迹的问题，而是分割和界限的问题；不再是基础遭到破坏的问题，而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转换的问题。（P5）
对文献资料提出质疑。考证文献的目的在于重建过去。
历史试图通过（文献）重建前人的所做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P7）
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P9）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
（P10）
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P10）
一部历史不可能是断裂，而是变化；不可能是关系的游戏，而是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系统，而是自由的艰苦劳作；不可能是形式，而是某种意识不懈的努力，这种意识正在恢复清醒，并试图在自身环境的最深处振作起来，因为历史可能既是一种长期的不间断的耐心，又是最终要冲破所有界限的一种敏捷运动。（P16）
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P19）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P19）
第二章 话语的规律性
1 话语的单位
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P23）
首先应该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分割或者组合面前采取谨慎态度。要把那些未经思考的连续性排除在外。
问题在于所分析的陈述整体在它们表述的时代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分布、分配和标志的。（P25）
书的单位：它的单位是可变和相对的。当有人问及它时，它便失去意义，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上。（P27）
如果说人们乐于谈论作者的“作品”而不更多地探究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它已经被某种表达功能所确定。……因此，当我们要谈论某“作品”时，在此处和彼处的意义并不一样。作品不能被看做是一个直接的、确定的或一个同质的单位。（P28）
明显话语只能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销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在话语介入事件中接收话语的每一时刻。（P29）
连续性的驱逐打开了一个宽广的可以确定的领域：它是由实际陈述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P31）福柯因此特别重视话语事件，这种话语描述同思想史是对立的。
陈述始终是一个无论语言还是意义都无法使之枯竭的事件。（P43）
我们应该牢记两个事实：话语事件的分析绝对不会被界限于这样一个领域中；另一方面，对这个领域本身的分割也不能被视为最终的，也不是绝对有价值的；它只是近似值。（P36）
2 话语的形成
为了描述各种陈述之间的关系，福柯有四个假设。
第一种假设，如果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个对象的话，它们便形成一个整体。话语单位是由多种多样的对象在其中形成并不断的转换空间所决定。自相矛盾的是在具有的个体性东西中确定陈述整体，在于描述这些对象的分散，把握分割它们的所有间隙，估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提出它们的分布规律。
在陈述之间确定关系群的第二个假设：它们的形式和连贯类型。
第三个假设，能否在确定于陈述群中起作用的那些持久和一致概念系统的同时建立起陈述群。
第四个假设，重新组合陈述，描述它们的连贯，阐述它们表现出来的统一形式：主题的同一性和持久性。
这样就涉及到了话语的形成。我们将把这种分配的成分所屈从的条件称为形成的规则。形成的规则是在一定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P48）这些正是现在应该驰骋的领域；应该论证的概念和应该进行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越过熟悉的事物，远离已习惯的保障，走在尚未划分的土地，向着一个不易预料的终点前去。
3 对象的形成
作为话语的对象，它们存在的体系是什么？
a,首先应该测定它们出现的表层：指出这些个体的差异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以便加以确定和分析。
b,应该描述界限的审定。
c,应该分析规格的格局。
但这些描述在自身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原因之一是这些加以测定的出现的表层、界限的审定和规格的格局没有提供一些被完整的构成和装备的对象。原因之二是这些层面关系并不确定。 如果能建立一个整体，如果能指出所涉及的话语的任何对象是如何在这个整体中找到自己出现的地点和规律，如果能够指出话语在本身无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或者连续地产生出相互排斥的对象的话，那么一种话语的形成得以确定了。
对象不先于自己而存在，它被某种障碍阻拦在光明的前沿边缘。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P56）
4 陈述方式的形成。
a,第一个问题，谁在说话？
b,描述说话者使用他的话语和话语可以找到其合理起源及其应用点的机制所在地点。 c,主体的位置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 我们在话语中所要寻找的是适应各种主观性位置的调节范围。这样设定的话语不是思考、认识和使用话语的主体庄严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着一个不同位置的网络。我们刚刚指出话语形成固有对象的制度不应该由“词语”或者“事物”来确定，以此类推，现在应该承认：确定主体的陈述制度不应借助于超验主体，也不应该借助于心理主观性。（P69）
5 概念的形成
与其要把概念重新置于潜在的演绎结构中，不如描述它们在其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
a,这种组织首先包含着连续的形式。
b,陈述范围的外形还包括一些共存的形式。
c,确定可被合理用于陈述的涉入程序。
我们只是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上提出问题，话语不再是外部的表现，而是概念出现的地点；我们没有把话语的常数同概念的理想结构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在话语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描述概念的网络。我们没有让陈述的多样性服从于概念的一致性并让它服从于后历史的理想性，我们建立的是相反的系统：我们把非矛盾的纯目的重新置于一个概念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互混交错的网络中。而我们把这个复杂体归结于某些说明话语实践特点的规律。（P77——78）
没有必要求助于无限倒退的起源和无穷的范围主题：在话语实践中，规律总体的结构，尽管构成事件不比确定一种表述或发现容易，却可以在历史成分中得到确定。
前概念是在最“表面”的层次上实际应用的规律总体。
为了分析对象的形成规律，我们已经看到既不应该让它们扎根于诸物，也不应该把它们归结于词的范围。为了分析陈述类型的形成，则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正在认识的主体，也不应把它们归结于理想性的范围，也不应归结于观念的经验性发展。（P79）
6 策略的形成
对策略的分析方向：确定话语的可能衍射点。它们标志着不相容点、相等点、某种分类的连接点。
一个特定话语的形成，当它在一个新的话语群中被重新采用、安排和解析时，可以揭示一些新的可能性。
6 意见与结论
当我们言及形成的体系时，我们理解的不仅是异质成分的并列、共存或者相互影响，而且还有由话语的实践——以确定的形成——确立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P90）
策略的选择并不直接从属于这样或那样的说话主体的世界观或者从首要利益中产生，而是因为策略选择的可能性本身是由概念作用中的分歧点确定的；概念不在思想的近似的模糊的生动的基础上直接形成，而是以陈述之间的并存形式为出发点。（P91）
对于形成的体系应理解为是一个像规则那样运作的复杂关系网络，因为，这个关系网络规定着在话语实践中应加以建立关系的东西，以便使话语实践表示这样或那样的对象，以便使话语使这样或那样的陈述行为起作用，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概念，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策略。因此，在体系的特殊个性中确定形成的体系就意味着以某个实践的规则性使某个陈述群具有特征。（P93） 话语的形式确定一种纯属时间过程的规律性；话语的形式提出话语事件的体系与其他事件、转换、变化和过程的体系之间的连接原则。（P93）
在体系的可见外表背后，可料想到混乱的丰富的不确定性；而在话语的狭窄的表层的下部，是部分沉静的整块变化。（P95）
在这个完成的体系的后面形成的分析所发现的，不是沸腾是生活本身，不是尚未捕捉到的生活，而是分类的巨大厚度、多种关系的紧缩整体。（P96）
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P96）
第三章 陈述和档案
1 陈述的确定
“陈述”——既存在于这种不连续性中，这种不连续性把它们从所有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又存在于话语无限的、表面上无形的普遍范围中。
陈述是一个没有表面的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分配形式和集合的特殊形式中测定它。陈述时在它充当构成成分的某个组织表层上出现的颗粒。陈述是话语的原子。（P99）
陈述是由象征符号构成的，而这些象征符号的意义和连续性分别由使用规律和构成规律确定和支配的。……一张图表、一条增长曲线、一座年龄金字塔、一片分布的云层都形陈述。至于那些陈述伴随的句子，它们是陈述的解释或评论。（P102）
陈述充当的是滞留成分、纯粹简单事实和不相关材料的角色。（P105）
一旦有一个或者唯一的并列符号就有陈述存在。陈述的界限可能就是符号存在的界限。（P105）
语言从未在自身和其整体中确定。语言只有以间接的方式借助于以它作为对象的某种描述时
篇四：环境考古读书笔记
读《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想到的
这本书资料很全，因为我非常喜欢研究汉代墓葬，所以历来比较关注关于汉墓方面的文章，这本书是我觉得研究汉墓必不可少的著作，其中的墓葬资料很多，而且按照帝陵，大型墓葬，中小型墓葬分别辑录资料，并且也按照地域分开，我觉得这点很好，因为受到地区的影响，即是是在汉代这样统一的汉文化形成期，因为当地自然环境，传统因素等的影响下，还是会呈现出种种不一样的方面。而墓葬被视为阳间生活的写照，故对汉墓的研究，必须参照文献，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分析。比如说本书中，将秦墓和楚墓，江南地区的楚墓分开描述，秦墓受到西北戎族的影响，还有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以及秦墓中的固有因素，以及类似于商墓，周墓的较落后的表现。关于秦人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从秦墓中探索一下应该是一条好的途径。并且从秦墓的形制演变，也可以看出秦人的迁移路线，在迁移过程中，秦人接受了当地的丧葬习俗，同时将自己具有特色的特点也带入了当地文化中。至于楚墓由于受到当地传统因素的影响，与秦墓来源复杂的表现不同，相反的是非常坚持一种“楚式葬制”，直到东汉时期，才纳入了中原葬俗，并且也是有保留的，在充分结合了楚墓自身特色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原的部分葬制。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后代古楚地的墓葬中这种地方性特色也是始终存在的，所以提起楚墓，都是十分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很容易区分出来。尤其是汉代开国者就是楚地江苏人，故而有些学者也爱称呼汉文化是来源于楚地文化的。不可否认的是，肯定有这方面的影响，然而，汉文化的形成是在积累了数千年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在汉代建立的大一统基础上，广泛融合，普遍接纳各种地方文化之后形成的，楚文化只能说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汉初表现得影响比较严重，汉中期以后，汉文化独立的面貌则越来越清晰了，最后甚至融化掉了楚文化，楚文化只剩下相关的因素留存下来。
我觉得看了本书最大的感觉就是，作者用丰富的汉墓资料，和令我赞叹的组织材料的能力，能够写成这样一本洋洋洒洒的巨作。讲明白了很多问题，我看这本书其实很早，在之前对汉代墓葬形制变革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学问题，只是有感觉而已，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顿时茅塞顿开，对于汉墓愈发兴趣增加，并且越来越多的发现很多相关问题。
汉墓的发现是历代墓葬中发现最多的，关于它的研究又何止“汗牛充栋”，历史文献中牵扯政治制度的倒是很多，关于具体怎样实施，则还要靠考古发现去寻找它，要依靠学者们的研究复原它。在我的学习思考过程中，关于汉墓的种种已然打开了一条又一条的道路，我觉得汉墓的诸多研究方面，不但上迄商周，下开唐宋，而且相关研究非常多，如本书中作者研究的汉代墓葬形制变革，作者在大量墓葬的基础上，分等级，分类别，分地区的给我们讲清楚了汉代发生的中国丧葬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些墓葬资料，有借用别人的资料，也有作者自己的考察结果，但是都是建立在基本考古事实上面的，给我以后写论文引用论据以很大的启示；而且难得的是，驾驭这样众多的考古资料，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能够从一个问题引发多个问题的讨论，而这些分支问题，又是历来争议较多的，与汉墓形制变革相关的。比如说关于人死后的灵魂观念，墓祭问题，陵寝建筑问题，封土问题，随葬品的规律组合问题等，真的很启发人。我很佩服作者的博学，对于商周时期，一直我十分搞不清楚十分混乱的一个时代，以前看不懂就直接跳过去了，但是这本书中对商周时代的墓葬情况，以及相关思想信仰方面，不但文献详实，而且考古资料也很充分。使我更加清楚，不止是汉墓研究，任何一种考古现象的研究，不但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更要考虑到前代的影响。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讲的内容非常全面，而且有很多新观点，这些新的提示必定会在学术界引发一种新的研究热潮。比如作者研究的汉墓中随葬仓灶井厕的部分，按照以前所学的知识，以及固有思维，我们会不假思索的说，是象生的，供墓主人地下生活使用的。这种说法只能说没有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的崭新的观点发人深
省。作者根据春秋时期出土于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庭院中的祭祀坑的三个陶仓，认为陶仓与祭祀有关，并且联想到秦国的特色陶器便有陶仓和陶囷，而春秋时代的秦国是恪守周礼的，那么陶仓是不是也是周代祭祀的工具呢？还有水井，作者仔细观察了所有出土有水井的汉墓，发现它们的位置并不是随意设置的，而是通常位于墓门通向前室，连接侧室的四向开通的要地。作者进一步结合文献中有记载汉人有井中有龙的观念，而龙自从史前社会便被视为升天的导引的，而且文献说明井还具有沟通天地的作用，因此作者认为在墓中，尤其是灵魂出入的要地安放水井，是祈愿墓主人升仙的意思。而关于墓中随葬的厕所，由于都是出自于棺室中，所有人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是象征实用的厕所的，作者真的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因为《日书》中记载了“以粪击鬼”的做法，作者又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汉代鬼分为善鬼和恶鬼，因而为了防止恶灵其扰墓主人，采取了设立厕所的做法，不可否定确实具有象生的实用作用，但是抵御恶灵无疑也应该纳入考虑范围。
在本书中，还有一部分干环境考古密切相关，可能因为本书的主旨不在这里，因此只是用一节内容概述，就是关于墓制与环境的关系。虽然篇幅很小，但是观点很新颖，以前考虑墓葬的形制变革之类的，都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思想信仰或者墓主人的经济实力，个人喜好等方面来考虑，这些人为因素有很大的变数，很多在文献中，在考古资料料中其实是很难表现出某种思想信仰的。但是我觉得作者在这里提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就是从当地的环境来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墓葬形制，以及变化原因里面与环境有关系的部分。
在本书中，黄晓芬女士主要阐述了两个事实：一，传统的帝王，诸侯王等大型高等级墓葬，均采用大型木椁作为葬具，这些木椁往往又高又厚，质量也很优良比如说最富盛名的黄肠题凑，全部使用当时最为优良的柏木削去树皮，露出淡黄色的心质，并且常常使用很多，因此十分浪费这样优良的木材。
本书中，黄晓芬女士就一些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型木椁统计了它们所需要耗费的材料，得出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加上这些高规格汉墓均属于汉代有权有势的帝王，诸侯等，他们身处的位置一般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要地，这里又向来是争夺的焦点，每有战事，都是焦土一片，对当地的植被自然破坏力很大。而且每一个新兴政权崛起，必定会大规模营建宫室。即是没有经历王朝的改朝换代，在政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宫殿作为王权象征，相当于三代时期的宗庙的作用一般重大，所以向来是统治者花费大力气修建的。比如秦皇汉武都是好大喜功之人，他们在位期间，致力于营建豪华的宫室楼阁以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秦始皇时期修筑未成的阿房宫，仅从前殿规模来看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汉武帝步其后尘，现存的未央宫前殿，从残余的夯土台基也大致可以推测出以前的建筑规模，更别提秦汉时期广布都城及其周边的离宫别苑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式建筑，大规模的营建这样的建筑，无疑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从文献中，从考古实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当时营建宫室确实需要的木材数量是惊人的。
所以黄晓芬女士认为，正是因为从三代开始到秦汉时期，中国政权的统治中心均在黄河中游地带，而且这里本来就是黄土高原地址环境，水土难以保持。长期以来，大量砍伐木材，燃烧焦土，已经使得当地的植被非常脆弱了。由此恶性循环，生态环境越来越差，最终都安置黄河中游地区无木可伐。黄晓芬认为到了西汉后期，基本上，均用砖石代替木材作为墓室的建材，木材缺乏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南方地区的汉墓，一直使用木材建造大型椁室，直到东汉时期，才被中原同化直接引入成熟的砖石洞室墓形制，所以南方地区的墓葬变革，没有经过一个鲜明的变革阶段，而是直接引入的。
这种从环境方面考虑墓葬形制变革的观点，十分新颖，引人深思。长期以来，汉代中国
墓葬形制的巨大变革，因为具有十分重大的考古学意义，以及表现明显，一直是学术界很重视的研究内容。我本身对汉墓的变革也很感兴趣，学年论文就是以此为讨论题目。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便注意到了，大家研究汉墓形制变革的原因，多半从思想信仰的变化来讨论，比如说孝道观念下的事死如生，汉代墓葬的放阳宅化趋势等等。其实这些思想信仰，历代均有，为什么偏偏西汉中期以后，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而不是在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呢？不由得让我们深思。黄晓芬女士的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着实让我惊叹了一把，原来一个本来认为就是考古学，文献学，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其实是跟环境息息相关的。
以前虽然经常听说环境考古学，在说起它的源流发展，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都是甚为清楚，满心以为环境学与考古学就是这样结合的，也就是所谓的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人体骨骼学等等，而且在大家的观念中，这些似乎跟史前考古关系更为密切一点。其实，环境作为人身边的一切自然地，人文的要素，无论在史前，还是在现代，均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分不开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类型中表现的影响力不同罢了。在史前，因为人对自然地影响力较小，大部分处于被自然因素局限的地步，因此人类文化中有很多反映出自然力影响的部分，但是自然界中遗留下来的人类改造的痕迹很少。而动物化石、植物化石作为当时和人类遗存并存的客观的生物遗存，在那个物质文化匮乏的时代，是作为判断时代，经济类型，甚至社会生活水平，阶级平等状况等的科学标准。虽然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以来自然科技，但是选取这些自然遗物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必须是与考古学文化密切相关的，也就是经过人类利用改造过的。这就是环境考古作为环境学与考古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双重性和不可取代的学科地位。
但是现在我开始注意到，在历史时期考古中，环境因素同样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诚然，我觉得历史时期探讨某一种考古学文化因素，最大的影响就是政权的力量，因为在统一的大一统政治之下，文化往往由于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政令的部分，而变得趋同。这点我一直是比较认同的。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很明显的，可以划分出无数个文化类型，相邻地区之间可能会有相似的部分，距离很远的两处，即使文化因素有相同的部分，通常也不太可能是直接传播的结果，有可能是通常贸易交换之类的，但是还是能够区分出它的来源地的。并且我们常说的鉴定金属器的时候，使用的金相分析法，就是根据青铜元素的不同，判断原材料的产地。
这种根据材料产地判断器物的源地的方法，应该是很有用很客观的。但是一旦进入统一政权约束下，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青铜器吧，在三代时期，是最受统治者重视的礼器，无论从青铜器的材料，到制作，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群单位就能完成的，必定是在一定约束力之下，群众劳动的结果。这点道理如同史前城址中墙垣的出现。而且青铜材料的来源也可以通过中央的政治力量，从全国各地征调，而不是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制作石器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所以我觉得，单纯的分析原料产地已经不能说明这件青铜器的产生地了。而且就青铜器的器型来说，以前看过徐良高老师的《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新探》，其中提到了很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其中就说到，因为青铜礼器代表的王权，神权，族权，军权，政权合一的神圣性，商王朝肯定会上令下效，使得这种尊贵的礼器，具有同样的形制，可能也是代表王的权威，在全国境内散布的意思吧。所以我们看到的三星堆商代祭祀坑，新干大洋洲大墓中的青铜礼器，均和商城出土的差不多，可能就是这种原因。
而这种政令式影响，我觉得越往集权的时代对地方文化影响越大。汉文化形成于汉武帝时代，必定不是猝然发生的，而是因为到了汉武帝时期，真正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才完全确立下来，在他之前还都只是探索和积累基础阶段。我们说统一的汉文化是建立在之前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各地的地方文化形成的。所以我们说汉文化产生的时代，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地方文化类型，就消失了。其实严格意义上，这些文化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以典型的文化因素的形式保存在汉文化这个大概念之下，并且
随着创造携带这些文化因素的当地人民，继续存活下去，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独立个体消失了。
那这种统一的汉文化，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就像我在一开头提到的汉代的墓葬制度变革，就是周制墓变成汉制墓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全国各地以前各具特色的墓葬形式，逐渐变成汉制墓，而汉制墓的最大特征，如俞伟超先生在《先秦秦汉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宅邸化，阳宅化特征。至少在我这些年来收集汉墓资料的过程中，确实感觉到了这种统一的力量。如战国时期的蜀王墓，吴越地区的吴王墓，越王墓等，特征非常鲜明，如蜀王墓采用船棺，随葬品多巴蜀特色兵器等；吴越墓则保留了较多楚墓特色，也受到巴蜀墓葬的影响。但是汉朝，比较奇特的是，这些地区，在当时均属于荒蛮之地，尚已经统一到汉代整体文化特色之下，那么其他地方也是一副大一统的局面是必定的了。我觉得这种政令上的影响，可能是随着中央派遣的管理到某地之后，开展的措施传达中央政令，比如中央的一些措施，规定的一些制度化的东西，会被这些官吏带到当地。并且这些来自京畿之地的中央官吏，代表的是中央政权，他本身也受到它的来源地的影响，比如说在墓葬制度上，通常都是按照故乡的葬俗的，即是埋葬在异地，这些可能也会影响到当地的风俗。所以说，统一的集权政治下，会产生文化的聚合现象。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环境考古在考古学中的体现，尤其是，就拿着本书中所说的汉墓来说好了。墓葬形制在西汉中期开始的变化，是经过了从西周到战国秦这一段时间的积累，在具备了全部发生条件之后，才可能发生的，所以说典型汉式墓的基础还是以前的各种地方墓制。现在来看这些地方墓制，与汉制墓一样，也是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合适应了千百年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汉制墓的形成究其根底还是与自然化境有分不开的关系的。
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汉式墓确立过程中的环境因素，作为我的一点感想。
首先我很赞同，黄晓芬女士在书中提到的因为木材大量被浪费，或者焚烧掉毁掉，因为基础原料的缺乏，造成木椁墓变成了砖石墓。因为即使在楚文化已经消失，中原地区已经全部是砖石墓的时候，古楚地的墓葬还是保存原有的大型木椁墓，直到东汉晚期材料才变化的。而西汉早期，可能因为受到楚式墓的影响，流行使用高等级的黄肠题凑墓表明身份，到了东汉时期，使用黄肠石，或者是象征的雕凿出来，象征黄肠题凑。说明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不再迷信这个，而是没有这个实力了。
另外一方面，墓葬的材料的确跟当地环境密切相关。楚地就不用说了，秦人的土洞墓，是从甘肃的窑洞式建筑而来，而这种横穴式窑洞，是黄土高原地区的特色建筑，是由黄土的直立性决定的。故秦人从春秋晚期开始东迁以来，尽管他们的土洞墓形制开始影响中原葬制，但是也仅仅在山西，河南开展了起来，因为这里具有共同的黄土基础。并且河南在西汉中期，诞生了极具特色的空心砖墓，这也是因为河南当地富有这种制造空心砖的材料，所以只在河南盛行了开来，并且由于实用性小，普及不高，到了西汉晚期，小砖一出现，立刻便消失了。同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南方一直没有使用土洞墓，长期的使用木椁。就是因为南方多是红土，很黏，而且里面多有夹杂石子之类的，没有办法建立起直立性良好的土洞墓。同理，从史前城址的建造方法也看得出来，黄河流域多是夯土版筑，这种建筑方法也一直使用了下去。而南方地区由于宏图的粘性，无法实现直立和版筑，因此采取的就是逐层夯筑的方法，或者木骨泥墙，干栏式建筑等。所以南方可能没有制造砖的材料，也没有修建横穴洞室墓的条件，于是一直采用的是竖穴木椁墓的形制，直到后来引进的是成熟期的洞室墓形式。
汉制墓的转变，是时代的特点，但是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情况。如上面的楚地情况。山东地区和江苏地区，由于当地一方面，早在东周时期，就因为近海由渔盐之利之类的，是经济发达，文教兴盛之地，所以世家大族很多，经济基础好，有很多汉代诸侯王墓。并且这里由于石材很多，因此打造石料的能人巧匠也很多，故而，早在西汉早期，在山
东和江苏等地，盛产石材的地区，就诞生了崖洞墓，也就是成熟的洞室墓的一种形式，并且，产生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叠涩顶，与中原地区小砖，券形砖，楔形转搭建出来的穹窿顶，虽然含义一样，象征天圆地方，但是独具地区特色。所以以山东，江苏为代表的诸侯王大型墓，率先实现了从周制墓向汉制墓转变的过程，还有河南永城的梁王家族墓等地的诸侯王墓，也已经是成熟的崖洞墓形式了。而其他地区的诸侯王墓直到西汉中后期才出现成熟的洞室墓，并且是小砖搭建的洞室墓。楚地西汉早期还是典型的楚式墓，采用很深的竖穴，密封的很严重，使用大型木椁，这些都是由于楚地潮湿多木的自然环境影响的，然后到了西汉中后期，楚地的诸侯王墓开始接受汉制，也在保留了很多旧制的情况下，走向了洞室墓形式。
对于各个地区的小墓来说，山西，河南一带，就是由于位于黄土高原地带，从土洞墓，空心砖墓变迁变成典型的汉制墓的可能性较大；山东地区，山西地区，河北地区，变化都比较慢，都是在西汉晚期东汉时期才变成洞室墓的，可能是在本地原来的木椁墓基础上慢慢发展而来。至于古楚地，虽然最早他们使用了椁上开通等设施，但是一直没有走向真正的开通，这根当地的迷信巫鬼观念特别严重有关，他们一方面害怕埋在墓中的祖先的灵魂，因此开通椁室内部，从而使得灵魂可以自由移动，大大改变了商周以来那种完全密封的形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又因为害怕魂灵出来后会作祟，因此始终不敢实现对墓外的开通。所以整个西汉，楚式墓虽然走在别地的前面，却还是没有能摆脱被中原文化直接取代的命运。
我觉得这是楚地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关于神仙，鬼怪，不可知的这种神秘色彩非常严重，包括现在南方都是迷信思想比较严重的地区。从最开始的良渚文化祭坛墓地上的饕餮纹玉器，商代大洋洲大墓中的兽角之类的，到了中古时代楚地则是出了名的“楚地重巫鬼，善淫祀”，就是说楚地巫鬼还有相关的祭祀文化很繁荣，这点从他们的墓葬中特显得格外明显，最早的俑便是楚墓中的镇墓物品；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即使在宋明南方墓葬中，岁多的还是反应道教地府，鬼怪等思想的，镇墓物品，符箓类仍然很多。
我觉得这可能跟南方的自然环境有关。追溯到史前社会的原始崇拜，因为南方多密林，湖泊，丘阜，十分崎岖，交流不便，基本上属于采集渔猎经济形态，所以靠天吃饭的思想很严重。原始崇拜之所以产生，据学者考证，就是因为先民相信自己的生命所依托的是这些自然界的生物，所以基于南方这么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们的原始信仰体系一定很混乱，什么神都有，也容易受到众多的神祇鬼怪的左右，所以才会重巫鬼。
而楚地与中原地区相比，不说在经济上怎么样，至少在政治制度上，文化礼教上肯定不及北方。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以前看过一篇王恩涛写的文章《中国南北方文明起源之异同》，当中讲到因为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直接导致为什么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呈现出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并重之时，最终还是北方一统南方这一局面。我受到的启发亦很大。我觉得南方之所以后来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一个整天重视巫鬼祭祀，不重视五谷的蛮荒之地，这肯定是由于不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氛围造成的，而这种氛围正是由南方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我觉得是因为南方地形崎岖多山区，造成交流不便，不同于黄河流域，一大片平原，不但便于交流，也容易发生战争，这主要是基于，在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生产凭依的时候，土地变得格外珍贵，因此那种对土地的崇拜和重视油然而生。而战争的作用并非全是消极，而是在矛盾的激化中促进权利的集中，最终导致军事特权阶层的产生，并且促进了先进城防建设的出现，大规模的营建城垣的行为也产生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文明的产生前奏了。而这种在斗争对抗中和平交流也很重要，他促进了文化的融会贯通，使得各地的人统一起来，渐渐的可以打破氏族社会残余的血缘政治残脉，最终走向地缘政治，原始国家形态也就呼之欲出了。
反过来看看南方，都是各自为营，没有交流，没有人群的融合，各个部族有着自己信仰的神祇，和祭祀仪式；没有形成地缘政治的基础；而且没有成熟的农业，还是依靠攫取性经
篇五：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是应用文的一种，是指我们在阅读各类书籍报刊时，把读到的某书、某文的精华部分和段落、重要情节、精辟见解、观点材料、警句词语等进行勾画，摘录要点，或拟提纲，或写出自己的收获体会、感想、质疑等。①这是一本名为《关于书的书——怎样写读书笔记》对“读书笔记”一词的定义。虽然读书笔记的意义本身涵盖较多的方面，但在我看来，大致可将其分为“原文式”与“随感式”两大方面的记录。“原文式”涉及的多为书籍本身理性方面的知识（包涵书中相对客观的目录提纲、题材内容等具体方面；“随感式”则是经过阅读书中内容时或过后所进行的感性理解。因此，本人对《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一书所写的笔记内容将主要包括理性分析与感性认识两大部分，与此同时，在行文中也将插入相应的比较与讨论。
一. 理性分析
随着知识经济一体化的社会潮流发展，学科之间的区别和划分已越来越不那么明显，也可以说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性与补充性已经越来越强，那么硬是要划定出理性与感性的明确界限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同理，在本人的读书笔记中，理性与感性的区分也不是十分绝对的，较为合理的情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以期获得更为客观准
确的理解与认识。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一书进行简要的理性分析：
1. 书籍简介
书名：《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英文名：A History of Chinese Fine Art Archaeology）；作者：阮荣春（主编）；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次：2004年12月第1版；书籍类型：美术考古学（人文学科类）。
2. 书籍撰写原因与目的
在提及书籍的编撰目的时，主编阮荣春认为“由于学科参照对象的缺位，中国美术考古学没能在传统古物学的肌体中获得自身的学术话语权和学科品质，其研究也一直处于一种失语和边缘化的状态。??出于高校美术考古教学的实际需要，加之对目前研究现状的不满??”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该书籍写作,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为学科本身的缺陷造成失语与边缘化状态，另外一个为高校教学的需要；另外，我认为也不排除个人意愿、上级文件规定等其他原因存在的可能性，但为忠实原文，也觉得没必要再此问题上纠缠，也就以编者的说法为标准了。
3. 撰稿团队的确定
书中列出的撰稿人员共10人，他们分别是：
阮荣春（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厚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博士），
陈云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姚义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美术与考古研究所博士）， 郭立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
吴桂兵（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博士），
周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博士），
顾平（浙江大学艺术团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执行主编）， 陈声波（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教师）。 课后，本人对此列表进行仔细的观察后认为：这样的团队组成是经过组织者各方面考虑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列表中的学者各有所长、各不相同，知识水平框架不一样，在本书分时期完成的任务安排上应该有所考虑了的，；另外，姑且撇开撰稿人本身，回到在对撰稿人所在学校的选择上，我认为编者极有可能是考虑到地域性问题的。具体地域总结如下：
上海、南京、浙江大学所在地杭州：中国东部；
清华、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在地北京：中国北部；
中山大学所在地广州：中国南部（东南部）；
四川大学所在地成都：中国西南部。
由以上材料可以估计本书撰稿者的在该方面的考虑。本人认为，地域范围的扩大以及全国各个地方的学术理论能够得到互相交流和采纳，这是中国学术界越发成熟与活跃的良好表现，同时也使得此书具备了更高的学术性与权威性。
4. 书籍内容概述
全书分上下编两个部分，共567页。上编内容为美术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叙述，下编内容则为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分期研究。上编分为三章，分别是美术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建设，中西美术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分别为两章）；下编中国的美术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是从史前时期（距今三四万年前—距今3800年）到明清年间（1368年—1840年），主要分为七个章节（也就是分为七个时间段）。 编者对每个时期相关的考古发掘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数据、遗物类型等考古分析。在稍加提到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前提之下，将介绍的重点放在美术考古遗存上，在行文中也经常穿插各个学术流派或个人的研究观念，以便列出较为完整的“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
5. 与《美术考古导论》的对比
刘凤君在《美术考古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一书中，也将全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但内容的侧重与研究的切入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是有所
不同的。《美术考古导论》的上半部分五章，分别是：中西内外美术考古的产生和发展（分别为两章）、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美术考古学与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古代美术的民族特征。下半部分则分有十章之多，分别是：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绘画、建筑、陶瓷、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制、其他工艺美术的发现与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两本书在框架结构上的不同。前者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在每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按种类、类型的、材质等进行分类，如讨论夏商周美术考古时就分有概述、城市、建筑、青铜器、玉器、陶器、绘画、书法共八节（参见P293）。后者则先分门别类，再在其基础上以时间的顺序进行研究。
6. 遣词用字方面
1）用词的严谨性
P66 第二自然段“希尔德布兰德的思想来源则是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康拉德·菲德勒的部分学说”一句中，“部分”一词用得非常严密，是一种有保留的说法，言下之意是希尔德布兰德曾经受到康拉德·菲德勒的影响，但又不是完全汲取接受方式，留有回旋之地。
2）用词的丰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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