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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故事集》的读书笔记
《丙申故事集》是作家弋舟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阅读的时候，仿佛每个人都能在这五个故事中寻找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下面请欣赏《丙申故事集》优秀读后感。
《丙申故事集》(弋舟著，中信出版集团)收录了《随园》《发声笛》《出警》《巨型鱼缸》《但求杯水》五篇小说，其中，《随园》是水准最高的一篇，也是我重点想谈的。从第一句起，弋舟就进入了自己的节奏，切入熟悉的人物。他擅长写师生关系，但假如全篇只写学院和启蒙，未免过于书斋。庆幸的是，弋舟没有这么做，仅仅过了一段，他就设置了一个陌生化的场景：
入校不久我就开始逃课，常常跑到城外的戈壁滩上眺望皑皑雪山。他从未陪我去过。但却是他告诉我的，“戈壁”原来是蒙古语。他还向我展示过一块白骨，也就一次性打火机那么大，让人难以判断到底出自躯干的哪个部位……
这是弋舟给“随园”开的玩笑。《随园》致敬何者，读者心知肚明，人们本以为：弋舟会写江浙地区才子佳人的事，但他颠倒了这种印象，他的随园建立在荒凉之中，如同一片历史的废墟。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如今。它包含了一些大词，比如启蒙、历史、死亡等等，如何处理这些大词，这考验一位作者的功力。作者需要呈现出令人信服的现场感，在此基础上，他不能很大地书写，也不能妄下议论，否则即是僭越。弋舟的小说很克制，他切入的点恰到好处，《随园》由此成为一篇庄严的诗化小说。
《随园》是一篇典型的弋舟式小说，作者靠想象力和对词汇的咂摸来营造氛围。弋舟有丰富的生活素材做积累，可以靠强故事性推动小说。但他更多靠想象力。他是博尔赫斯一类的小说家，能够从人们忽略的词汇中打捞出别样滋味。《随园》的题目、用词乃至提及的书目，都有作者的用意，顺着它们，你就读到了《随园》背后的大历史，读到小说的话外之音。
小说的多处地方都有意在画面中建构历史感。比如“我躺着的这块儿地方，是祁连山的洪水冲击出来的”“可我觉得天荒地老，自己是被撂倒在一个亘古的意义上”等，表面上，小说的女主角置身于荒凉的戈壁，实则，她走在历史的废墟里，她自己又无法摆脱历史的逻辑。
弋舟有意提示读者，什么是被湮没的历史，是有待发现的历史。于是，“我”发现：“一部翻开的《子不语》扔在地板上，山风掀动着它黄色的书页。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结果它的下面还扔着一本《夹边沟记事》。”《夹边沟记事》是杨显惠的作品，书名提及的夹边沟，是甘肃酒泉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共和国历史里一处充满了难言之隐的伤痛之地。弋舟此处绝非闲笔。
与被湮没的历史相对，是目力可见、冠冕堂皇的历史，它又和过去形成一种难堪的“视而不见”。那个在戈壁滩上将“我”撂倒的尧乎儿，如今成为“真正的县领导”;那些启蒙别人的人，却成了被启蒙的对象;而我，“在本该青春飞扬的时候却迷恋累累的白骨”。
所以，《随园》不仅彰显了弋舟的创作技艺，也是他极具勇气的历史书写。古往今来，历史不仅仅由史家记录，小说家同样能参与到记录历史的过程中，《随园》是一次示范。
和《随园》相比，《出警》的历史感相对轻了一些，如果说《随园》很庄严，那么《出警》关注的则是世俗人物的琐碎生活。
《出警》是一部细致周到的小说，情节密实，转折精彩，应和了弋舟写作生涯的几个常用母题。弋舟对警察口吻的揣摩比较到位，许多对话画面感很强，如果再拓展些，完全可以拍成电影。《出警》值得反复品味的地方在于节奏和对话。和《随园》不同，《出警》靠的不是叙述，也不只是对意境的描摹，而是贴合人物身份的对话。在《出警》里，“重要的是说话本身”。
这篇小说与《丙申故事集》的另外三篇——《巨型鱼缸》《发声笛》和《但求杯水》共同指向了个体的中年危机。这里，有熬成处长的马政，有事业有成的刘奋成、王桐，也有生育后仍身材曼妙的“她”。但他们都郁郁寡欢，因为他们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留住逝去的东西，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马政成为处长后更加压抑;刘奋成、王桐离婚收场;“她”通过少年寻找灵与肉的慰藉，却最终决定离开情人。他们仍要面对多数时间里的平庸，与青春和爱渐行渐远，最后走上孤独的方舟。
但是，这些人物孤独而不避世。他们在烟火里无法逃离。这就和人无法逃离自己的土地一样，哪怕肉身迁徙，灵魂仍有所羁绊——人们的一切爱恨悲喜都来源于脚下的土地。
纵观整部《丙申故事集》，小说的人物底色往往具有二重性——知识分子的气派和被“无能感”笼罩的中年人，一明一暗，交织于人物内心。看似书写边缘人，其实，支离破碎的环境里，每个普通人都是边缘人。弋舟在写集体的失落，在写一代人面对时代巨变而来不及调整后的精神危机，而这亦是70后作家普遍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小说中的中年人也往往是“病人”，身体残缺，精神也在失调。弋舟不是医生，他只是感同身受，于是他要去写，写自己有关的“千千万万人”。在他的文本里，失落的人“可以和自己儿子的小提琴教师上床，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可以利用别人内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他们背负着一种罪过感。
但是，如果这种失落局限于个人的沉沦，被膨胀的申诉欲裹挟，它就容易变成自我怨艾的私语，而难以形成普世关切，徒留一场修饰明显的“低声哭泣”。庆幸的是，弋舟在《随园》等作品中做出了积极尝试，个人的境况与历史相结合，小说由此达到更广阔的境界。
人到中年，弋舟习惯一种自我审判式的书写。从《刘晓东》开始，他愈发关注“我之罪”，愈发敢于面对个人的懦弱与平庸。王小波曾说：“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凡人总是要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自我拼搏与历史进程的错位、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矛盾，在所有矛盾的时时刻刻，人的无力感由此激起，无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盖茨比，还是《老人与海》的渔夫，亦或是《随园》的老师与学生、《出警》的警察与犯人等，他们皆被“无能的愤怒”所包围。弋舟的小说看似高深，剑指的却是一个普通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即——认识你的无能。
这种写作转向与作者本人的境况有关。孩子、心脏病、追忆与凭吊、空巢老人等，弋舟开始更多关心死亡、历史、中年人，他曾关注空巢老人，也体察过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在他的作品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孤独。他们渴求一份理解，但人间最难的事情就是感同身受。这只是孤独的表面原因，更深的，是这些人物踏在命运之船而无法走下，活在历史的逻辑里，看到灯火后的虚空，于是，他们被孤独感所笼罩。而这些孤独者最终还是要回到琐碎的生活，小说的文本也回到一个古老的命题，那就是生而为人，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平庸。
弋舟在小说中对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建构值得商榷。对知识分子而言，80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五四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到了90年代，政治与经济的剧变让80年代的风潮骤然停歇，也让知识分子走向落寞。所以，知识分子对80年代有普遍的怀旧甚至美化情绪。只是，这种浪漫想象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使小说局限于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 《丙申故事集》还有一些明显的缺憾，这尤其体现在《但求杯水》《发声笛》《巨型鱼缸》中。弋舟的写作如同精密仪器，他在结构和氛围的营造上格外小心，但他过重工笔，小说的人物有时会沦为推动情节的符号。在一些细节上，弋舟没有完全摆脱翻译腔式的拿腔拿调，对人事的形容词尚可斟酌。而在讲述“现实”上，弋舟时而显露的说教反而打破了小说的自然感。他控制过多，结尾过重“规整”，却也在造境上平添刻意，反而使小说少了一点如斑斓蝴蝶般的灵气。
在某种程度上，《丙申故事集》可以说是一位飞行家的例行表演，这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弋舟，照出他人到中年的写作质感。作为一名半路冒出的作家，他的路还远远没有尽头，假以时日，他可以写出更加精细的作品，而这，想必也是当代文坛希望见证的惊喜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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