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过七夕的
“七夕”，即农历七月初七，民间相传是牛郎织女从鹊桥渡过天河相会的日子，七夕节也称“乞巧节”，在百姓心中织女是位善良、貌美、手巧的天仙，所以七月初七当晚，女子，特别是未出阁的女子要向织女“乞巧”，以求也能拥有一颗聪慧的心，拥有一双灵巧的手。因此，七夕这一天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被赋予了“爱情美满”和“心灵手巧”的两种内涵，近年，这一天又有了“中国情人节”的说法。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正式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们纪念七夕这一天、在七夕这一天祈愿，往往也都围绕着“心灵”、“手巧”这两个主题，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纪念形式和民俗活动。特别是古代，这些风俗是异常丰富而多彩的。
乞巧节
纵观七夕民俗活动，多与七夕民俗的两大主题：“乞巧”、“婚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七夕民俗都是从这两大主题发展出的习俗。同时又因为这两大主题与女人关系密切，所以七夕民俗纪念活动的主体是年轻的女性，七夕也就因此被称作“女儿节”，或称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妇女节。清代《月曼清游图》册描绘的是大家闺秀一年12个月的贵族生活。其中一幅名为《桐荫乞巧》的，正是对京中“七夕”风俗的描绘。全画细致地展示了七月初七京中仕女“乞巧”的场面：七夕之夜，女人们以碗装水置于庭院，然后将一束针散放其中，人们争相观看在水中呈列的图案，据说图案的形状越好看，放针者的手就越灵巧。这就是清代七夕节盛行的“投针乞巧”，也叫“丢巧针”。与针线有关的'“乞巧”活动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主要有“蛛丝乞巧”、“穿针乞巧”、“投针乞巧”、“兰夜斗巧”等。
蜘蛛乞巧
《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即指一种小蜘蛛。唐刘言史《七夕歌》：“碧空露重新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杜甫在《牵牛织女》诗中也写过这种风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宋代《东京梦华录》：“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
“喜蛛应巧”或曰“蛛丝乞巧”，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乞巧方式，女人们在七夕之夜捕捉蜘蛛(也称喜子)放在事先准备妥当的小盒子中，翌日清晨打开盒子，根据事先设定好的标准评价蜘蛛一夜所织，来研判得巧丰寡。这个习俗大致起于南北朝之时。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说：“七月七日，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后来历代验巧之法也稍有不同，南北朝视网之有无，唐视网之稀密，宋视网之圆正，后世多遵唐俗。
穿针乞巧
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即牵牛也)织女。”唐诗人祖咏《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穿针乞巧者，或穿七孔针，或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为巧。《醉翁谈录》：“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
“穿针乞巧”，是较早的出现的乞巧方式之一，即首先制作不同类型的多孔针，有双眼、五孔、七孔、九孔等不同的乞巧针，然后由年轻女性在七夕晚上，手拿丝线，对着月光穿针，谁先穿过就是“得巧”。关于乞巧穿针的民俗最早始于汉，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最早记载了穿针乞巧的民俗：“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南朝《荆楚岁时记》中也有“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家人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的记载。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则记载得更为详细，不仅记有七夕彩楼，还有祭祀摆设，更包括了穿针乞巧的竞赛规则：“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作为后续发展，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中则有：“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后世的穿针乞巧民俗基本以此为准绳。
丢巧针
《燕京岁时记》：“京师闺阁，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儿。”或名丢巧针。清代诗人吴曼云《江乡节物诗》：“穿线年年约北邻，更将余巧试针神。谁家独见龙梭影，绣出鸳鸯不度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乞巧的形式有所衍变，姑娘们不仅“穿针乞巧”，还会“投针验巧”，也称“丢针卜巧”或“丢巧针”，这不能不说死“穿针比巧”的民俗变体。程序是这样的：在七夕正午时分，一盆清水置于户外爆晒，一段时间以后，漂浮而至水面的尘土会结成一层薄膜。这时把针放在水上，有了薄膜的支持，针就会浮在水面，不会下沉。水中会出现不同的针影和波纹，如果出现花朵、云彩、鸟兽的形状，就意味着得巧了。反之，若呈现细如线、粗如槌的影子，就是未能得巧。此民俗与明清两代尤为盛行。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的记载就是上述验巧的具体再现：“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直隶志书》也说，良乡县(今北京西南)“七月七日，妇女乞巧，投针于水，借日影以验工拙，至夜仍乞巧于织女”。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所引《宛署杂记》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验巧过程：“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民间有在五月端午或七夕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如《燕京岁时记》：“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再如洪亮吉《十二月词之七》：“七月七日侵晓妆，牛郎庙中烧股香。君不见东家女儿结束工，染得指甲如花红。斜簪茉莉作幡胜，鬓影过处绕香风。”
直到现在七夕节染指甲仍广为流传，在西南一带的四川省、重庆市等地以及贵州、广东两地，也有此风。许多地区的年轻姑娘，喜欢在节日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头发，传说不仅可以年青美丽，而且对未婚的女子，还可以尽快找到如意郎君。用花草染指甲也是大多数女子与儿童们，在节日娱乐中的一种爱好，也与生育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用凤仙花瓣染指甲，今日乡间依然可见。取凤仙花瓣和明矾适量放入碗中捣碎成糊状。取少量已经制作好的糊状物覆盖在指甲盖上，并用使用透气度适量的树叶，如构皮树叶包裹手指，用棉线扎好。翌日拆开，指甲就是红的。选择透气度适量的树叶，如构皮树叶，而不选用布条或者塑料袋包裹手指，主要是因为布条透气太强，糊状物会迅速干结。而用塑料布抱住手指，缺少透气，会令手指不适。
《东京梦华录》载：“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木渎袁家所制益精。”宋代苏州虎丘有玩具市场，被称为“虎丘耍货”，包括泥娃娃、泥美人，彩画鲜妍，制作精良。杭州西湖玩具，被称为“湖上土仪”，有泥孩儿、莺歌、花湖船等。《梦粱录》载：“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叫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双罩红纱厨，娇立花瓶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
摩侯罗亦作"摩睺罗"﹑"摩诃罗"。唐﹑宋﹑元习俗﹐用土﹑木﹑蜡等制成的婴孩形玩具。多于七夕时用﹐为送子之祥物。语本梵语摩睺罗伽(Mahoraga)。可惜，因为多种原因，就连马未都先生在百家讲坛中解释“摩侯罗”时候，也语焉不详。20世纪30年代傅芸子先生在《宋元时代的“磨喝乐”之一考察》中有这样的记载：“它源出于佛典。自印度传来，经过一番中土化，由蛇首人身的形象演化为美妙可爱的儿童。为“七夕节”祭物之一。”不免片面。实际上，此物始于唐代，称为“化生”。鲜卑人叫它Mahoraga，可以译作：车轱辘娃。“摩侯罗”早期是穿有服饰的泥、木、蜡偶，供养祈求生男孩。后演绎为送婚亲家之礼物，因儿童喜爱，做了非庄重的玩偶。唐宋时名字还有：摩喝乐、磨合罗、摩诃罗等多种。宋元百姓汉语俗称为“泥孩儿。”在摩侯罗的塑造上，以(宋)苏州制作最为精巧。
清代台湾风俗，七月七日，妇女忙于拜织女，而男子则忙于屠狗祭魁星，魁星为点取状元之神，祭拜它以求科举高中，官运亨通。清郑大枢《台湾竹枝词·七夕》诗云：“今宵牛女度佳期，海外曾无鹊踏枝。屠狗祭魁成底事，结缘煮豆待何时。”钱琦《台湾竹枝词·拜文昌》诗云：“五彩亭前祝七娘，三家村里拜文昌。桥填乌鹊星联斗，天上人间各自忙。”当地人称织女为『七娘』;文昌又称文曲星，掌管文运之神。
民间俗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民间谓“魁星主文事”。闽台两地，特别是读书人逢“七夕”更有“拜魁星”之俗，祈求保佑自己考运亨通。魁星为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古代士子中状元时称“大魁天下士”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拜魁星”仪式亦在月光下举行，在闽东一带，“七夕”这晚，天井里往往摆上“拜织女”、“拜魁星”二张香案，仕女聚会一堂，又被分为两个面面相对不同性别的小天地，非常热闹有趣。
古代士子中状元时称“大魁天下士”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现在各地的魁星楼的香火依然十分旺盛，因为现代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家长个个望子成龙，学子无不企盼金榜题名，于是都来拜魁星，每个魁星楼都有当地历年高考文、理状元榜。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楼”或“魁星阁”，其正殿塑着魁星造像。
《尔雅翼》卷二：“荆楚之俗，七月，曝经书及衣裳，以为卷轴久则有白鱼。”魏晋时代在七月七日晒书，后改为六月六日三伏时晒书。《燕京岁时记》：“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清潘弈隽有《六月六日晒书诗》。
晴空朗朗的盛夏，阳光炽热，心情是何等的明快。到了农历的六月初六，读书人首先想到的是曝晒书籍字画，去霉杀虫，使之不腐不烂，以便传之久远。
伏天晒书，魏晋时早已兴之，不过是农历的七月初七，“郝隆七月七日出谷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世说新语·排调》)以后，才逐渐演变为六月初六晒书。无论是“六”还是“七”，晒书这种习俗都已经少见了。
习俗渐行渐远，关于晒书翻经的小故事却流传至今： 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曹操的猜忌，有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求自保，他边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收押。司马懿只乖乖的遵命回朝。另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来表达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七月七日人人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时，只见架上全是陵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的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道当时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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