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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金激流三部曲简介、故事概况
导语：《激流三部曲》是巴金代表之一，内容包括《家》、《春》、《秋》三部长篇，它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下面是小编为关于您整理的激流三部曲简介，欢迎阅读。
《激流三部曲》内容简介
《激流三部曲》是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巴金：《激流》的第四部《群》，所述的不再是高家的故事了），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像巴金这样旷日持久地坚持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并不多，像《激流三部曲》这样从内部对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写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见。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明确揭示它“木叶黄落”的穷途末路，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激流三部曲》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配、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激流三部曲》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爱憎的鲜明，为巴金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挚浓烈的爱憎感情，随着流畅而充满抒情气质的文字跳荡，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据塑造的那些艺术典型，鲜明生动，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构成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这部巨著的成就，标志着巴金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
创作背景
巴金从小就对下层人民有浓厚的同情心。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洗礼。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同时还加入了进步组织，参与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过《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巴金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毕业后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在此期间，巴金积极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27年初去了法国，在那里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及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著述，开始从事翻译和创作活动。在法国蒂埃里堡，巴金感觉“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1928年底，巴金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创作。192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回国后发表在了《小说月报》上。1931年，巴金创作的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时报》上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于是年轻的巴金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曾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的编委。1934年，赴日本旅行，次年归国。而后担任了上海文化活动出版社总编辑，编辑了《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季刊》，创办了《文学月刊》。并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曾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从事过《呐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段时期，也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许多小说、散文及杂文就是在这时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的另两部长篇小说《春》和《秋》，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完成出版。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年。第一部写于1931年，以《激流》为题，从当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断断续续地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年多，1933年5月于首次出版单行本时，作为《激流》之一改题《家》。第二部《春》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了十章，后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写完，单行本1938年4月出版。第三部《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气写成的，这段时间每晚写五、六个小时，边写边送印刷厂付排，5月初结稿，7月即出初版。
巴金对于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体悟。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小就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但是他更喜欢和家里面的下人和仆人在一起。巴金从小受到无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两种不同阶层的影响，所以其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也就更能反映出封建主义家庭的实质。
故事概况
1、《家》
小说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的滞塞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控诉了封建家庭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恶，赞颂了年轻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作者在该书的几篇序言中多次谈到，他写作这部长篇小说，一是要表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愤恨，“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二要为青年一代呼吁，“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由于对旧制度的深恶痛绝，对广大青年男女的诚挚热爱，作者用自己的创作向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生动形象地揭示出封建宗法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并通过对青年一代勇敢抗争的描写，展现了在严密残酷的黑暗王国里放射出的一线光明，使作品充满了信心、希望和力量。小说写的是一个个悲剧性故事，但作者说过，“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他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2、《春》
觉慧逃出家庭后获得了自由，但家中的悲剧还在一幕幕上演。觉新兄弟的继母周氏的娘家人来到成都，要为觉新的表妹蕙完婚。蕙是聪明美丽的女孩，却被顽固的父亲许给了陈家，大家都替她惋惜，觉新在她身上看到梅与珏的影子，却无力帮助。这时，觉新的爱子海儿不幸病死，他对生活更加没有了信心。觉民与琴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鼓励家中的弟妹走出家庭。
三房的淑英被父亲许给冯家，她极力想挣脱不幸的命运，甚至想过效仿鸣凤去死，觉民与琴决心帮助她脱离家庭，去上海找觉慧。蕙完婚后过着不幸的生活，很快就患病，因为婆家不肯请西医耽误了医治，默默地死去。蕙的死再次刺激了觉新，也使他开始支持觉民等人的计划。最终，淑英在觉民等的帮助下，被护送到了上海。在《春》的结尾，觉新等人收到她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倾吐了她获得自由后的幸福。
《春》写了一个女孩如何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它无疑给了许多年轻人以叛逆的勇气，巴金因此也成了许多想要叛离家庭的年轻人的“咨询对象”，在众多的咨询者中，有一个女孩寄给他一张照片并约他见面谈谈。一见面，这个女孩就谈起自己守旧的父亲，并表示想脱离家庭。巴金诚恳地劝说女孩不要冲动，认为年轻人羽翼未丰前不宜轻易地踏入复杂的社会。此后，这个女孩遇到麻烦时，常常找他倾诉。她就是萧珊，后来成为巴金的妻子。
3、《秋》
蕙的灵柩停在庙中已经一年多，她的丈夫忙着续弦，根本没想到要让她入土为安。在觉新与觉民的“威胁”下，蕙才得到存身之地。她糊涂的父亲又将儿子枚推入火坑，枚才17岁，就有了肺病的迹象，父亲周伯涛不愿承认儿子有病，却忙着给他娶了冯家的小姐为妻，两人感情不错，但妻子脾气很大，枚夹在她与长辈间受气，婚后不久就因病去世，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儿。
三房的克明在女儿跑后有所悔悟。两个弟弟却想卖掉公馆分家，儿子又不争气，克明在郁闷中丢下怀孕的妻子去世。淑英的丫头翠环敬佩觉新为人，三太太决定将她给觉新。
高公馆卖掉了，高家四分五裂，在觉新给觉慧与淑英的信中，他写到各房的情况。四房五房继续着荒诞的生活，几个堂弟依然顽劣成性。三房与他们住得很近，保持着亲密关系。他自己娶了翠环并将她当作妻子看待，至于觉民与琴，也按他们的意愿举行了新式婚礼并即将出外工作。
作品鉴赏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宦家庭。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至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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