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远离软体危机的心得体会

关于树立远离软体危机的心得体会

　　时下，“行车不抛物，文明伴路途”专项整治活动正在上海如火如荼进行着，广大市民拍手叫好，积极响应。“行车抛物”这一不文明的顽疾有望根除之！

　　说“行车抛物”是不文明的顽疾，并不为过。它形成的时间久远，染有这一恶习的人众多，且毫不汗颜，几乎是“习惯成自然”了。卡车、公交车、小轿车频有“行车抛物”的现象，甚至有的车辆是“一路潇洒，一路散‘花’”。现如今私家车普及，这一情形更是日趋严重。据近日环卫部门介绍，每天高架夜间清理的垃圾竟上吨，多为烟蒂、瓜皮、易拉罐、饮水瓶等。高架是封闭性的，可见，这些垃圾都是“行车抛物”所致。

　　与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旅游景区乱刻乱涂、翻越栏杆、闯红灯等一样，“行车抛物”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文明现象。针对这一社会陋习，近年来，加强文明宣传、推广文明举措、重视文明建设成为了一项带有政治清明、社会进步意涵的工程，循序渐进，全民普及，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将“文明”列为“社会”层面的内容，要求全民共同遵循和践履之。

　　人类走出荒芜、落后、野蛮的时代，“文明”便是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目标，尤其是进入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文明”更是成为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和对社会进步的向往。在西方，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写就的《利维坦》一书就提出了“文明社会”的概念，史书认为：他是西方思想家最早使用“文明”一词的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极为重视对文明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从第1卷至第30卷，使用“文明”一词即达260次。我国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有“睿哲文明”一说，当然，真正与西方文明接轨的是孙中山，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心性文明”的概念。如今，人们已形成一个共识，即：文明乃是科学技术进步和民主法治发展的表征。

　　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说，物质文明改变的是“硬环境”，那么，精神文明则是旨在改善“软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上海巨变，举世瞩目。随着“退二进三”的结构调整，上海的经济建设走出“瓶颈”，驶入“快车道”；浦东、虹桥等开发区的崛起，给这座老城区注入了活力；大商业区的框架，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市场繁华；道路的加宽，高架的设置，轻轨的开通，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出行；大厦鳞次栉比，小区环境优美，市容“旧貌换新颜”。上海的“硬环境”可谓美轮美奂，而局部地区、局部方面的“软环境”则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行车抛物”即是一个例证。

　　如何改善上海“软环境”，根治诸如“行车抛物”的不文明现象？我忽而与正在读《张继高散文》中的“软体危机”一说联系起来。

　　张继高是台湾已故的散文大师。文章大家余光中评价他的散文“外圆内方，外驰内张，似抒情而实讲理，似潇洒而实严肃”。他的散文，随时都在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行解剖，把现实生活的另一面展露于世人，提醒沉浸于安乐自满之中的人们，要多一份忧患意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正在腾飞，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令人乐不可支。然而，张继高却撩开繁荣昌盛的面纱，看到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危机——“软体危机”，诸如管理水平的落后，官员作风的不实，交通秩序的混乱，电视节目的低俗，生态环境的污染，也普遍存在着“行车抛物”等陋习。于是乎，他向政府和市民疾呼，在“硬体进步”的同时，必须远离“软体危机”！我前些年去过台湾，到了台北、花莲、高雄，确实目睹了台湾的“硬体进步”，也感受到了台湾人在努力提升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准，逐步摆脱“软体危机”的困惑，“行车抛物”之类不文明现象式微。

　　那么，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何日真正远离“软体危机”，彻底根除“行车抛物”之类的不文明行为？世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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