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音乐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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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具有内在性、自觉性、抽象性、逻辑性和过程性等特点。非理性则是理性之外人的直觉、灵感、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一对矛盾，同时植根于西方音乐艺术之中。那么如何在西方不同流派的音乐作品中找到它们审美倾向的思想根源呢?下面试从西方音乐的理性特征、非理性特征、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来论述这个问题。
一、西方音乐的理性特征
综观西方音乐史，理性充分体现在理性的音乐观与作曲、和声、复调等技术的形成上，以及音乐学科体系和律学的发展等方面。古希腊哲学家认为音乐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对象，音乐的美被定义在理性鉴赏的范围，古希腊的“四音音列”是形成大完全体系音阶的基础，也是理性组织旋律的一种方式。毕达哥拉斯通过研究弦长与音高的关系，认为所有音程都可以用数的比率来表示，音乐有一个理性的、可以计算的公式，他通过试验来说明对声音之间的关系应该持理性的态度，并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来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中世纪认为音乐是思考和抽象的理性存在，理论的音乐高于实践的音乐，圣母院乐派发展了奥尔加农等理性化的复调音乐，复调音乐的各个声部之间、音与音之间的关系都遵守严格规定，复调音乐技法以及日益完善的记谱系统等都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在人文主义及科学理性的推动下，西方音乐理性化的总谱开始出现，以旋律与和声为结构原则的主调音乐思维开始融入复调音乐思维中，大小调式与教会调式经过了长期持续的冲突，随着人文主义在音乐中的胜利，大小调式体系逐步确立主导地位。这个时期实证性的科学精神影响着音乐理性化的进程，科学理性促使律学迅速发展，生理解剖学则奠定了嗓音发声学的理论基础，拉莫借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肯定音乐是关于数的科学，他以“声学”作为和声的理论基础，创作了《基于自然法则的和声论》，这给了当时的主调音乐以有力的理论支持，并奠定了近代和声学的理论基础。理性主义则促使西方音乐各学科形成独立的、科学的体系，科学所特有的逻辑方法在音乐中得到了普遍贯彻。
以贝多芬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在风格与技术上完成了向主调思维的转变。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是一部充满哲理性和英雄性的壮丽颂歌，第一乐章在结构上显示了形式理性的特征，它采用结构严谨的奏鸣曲式，充分应用调性扩展的张力和调性统一的平衡力来组织音乐，第一乐章的结构如下：呈示部{引子(d小调)+主部d小调(a+b)+连接部bB(a+b+c)+副部(bB-B-bB)+结束部(bB)}+展开部{导入(g)+第一展开段(g)+第二展开段(c-g-bB)+第三展开段(d)}+再现部{引子(d)+主部(d-bB-d)+连接部(D)+副部(D-d)+尾声(d-D-d)}。这种奏鸣曲式结构为音乐情感的表达开辟了新天地，它把两种对立的主题集中在奏鸣曲式中，实现了紧张与松弛的平衡，它注重乐思发展的逻辑性、形式结构的严谨性，作曲家即使有热烈的情感，也会在理性的引导下进行。
勋伯格的《钢琴组曲》(作品25)体现了高度的形式理性，该作品用于创作的音列有四种(见谱例1)：分别是原音列(P)，音列的转位(I)，音列的逆行(R)，音列的逆行转位(RI)。根据这四种音列作成的乐曲片段，几个声部作卡农式的模仿或反行模仿，这是一首无调性的十二音音乐。十二音音乐以数学的方法对音符进行科学运算，它是基于数理逻辑与理性化的一种无调性的技术手法，并且按照一定逻辑去排列，以一种极端理性化的形式出现，它后来发展成为序列主义音乐。序列主义音乐把对音级的序列安排和控制扩展到节奏、音色、动力等其它方面，并将其与理性进一步紧密结合，音乐创作成了物理音响参数的数学组合，被有序的、形式主义的观念所垄断，最终形成了在形式上极端理性的音乐。
二、西方音乐的非理性特征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艺术总是与非逻辑的本能、感性、情感、欲望、非理性等相关，音乐的创作、表演和欣赏需要以人的情感活动作为基础，西方音乐艺术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体现出非理性特征。古希腊哲学家就认为音响本身具有情绪的意义，音乐具有消遣功能和享乐价值。尽管中世纪宗教音乐理性化的结构形式超过了情感表达的需要，但人性始终想冲破宗教的束缚从而获得感性和精神上的自由。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努力用音乐唤起人的情感，音乐理论领域“情感论”的高涨体现了音乐的非理性因素，巴洛克早期音乐的精髓就是即兴演奏，在确立通奏低音的主调织体后，使用无准备的装饰音，或者使用非正规的解决，或者用加花变奏做即兴处理，即兴演奏体现了音乐非理性的特征。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用一种严肃、宏大的气势来表现，旋律跌宕起伏，时而压抑、时而悲壮。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见谱例2)最开始在低沉压抑的气氛下由弦乐部分奏出，而后逐渐加强，直至整个乐队奏出威严有力，排山倒海式的全部主题，该主题由α、β、γ三个因素构成，悲怆、庄严、鲜明且具有号召性，有不畏强暴、坚持反抗的精神，该主题严峻有力，表现了艰苦斗争的形象，充满了巨大的震撼力和悲壮的色彩，这体现了音乐非理性的内容。
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理性受到了怀疑和否定。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产生了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为代表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是指反对理性主义基本原则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尼采是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上帝死了”的思辨，包含着人类对理性力量的怀疑，尼采与瓦格纳最初都倡导狄俄尼索斯式的悲剧世界观，瓦格纳音乐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甚至是尼采“超人”的原型，瓦格纳后来背离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改造世界的信念，尼采与瓦格纳最终走向决裂。十九世纪是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浪漫主义音乐高度个性化，音乐家们感到极度失望、苦闷和无助，开始逃避现实而沉浸在主观幻想的情感世界中，将感情和想象提到音乐表现的重要位置，甚至将情感置于理性之上。受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具有突出的非理性特征，它强烈地反叛一切“理性”的束缚，其精神实质是强调“人”及其本性，突出“个人”是感情的焦点与幻想的主体。浪漫主义音乐肯定个人情感，蔑视形式主义，反对理性崇拜。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在形式上摆脱了古典交响曲的束缚，它独创性地运用半自传式标题，把精神意象转化为声音，创作出充满不可遏制力量的音乐，这是构思狂放的、直觉的音乐。柏辽兹具有多愁善感的性格，他对人和生活的意义持绝望的态度，其《幻想交响曲》从梦(无意识)中汲取题材，表现出鲜明的非理性特征，该作品的副标题是“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片断”，五个乐章通过文学标题展现给听众，《幻想交响曲》第一乐章“梦与热情”，形式上是较长的慢板序奏，用以表现年轻艺术家尚未遇见心上人之前，内心的不安与憧憬，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也称为固定乐思(见谱例3)，它在其它四个乐章中以不同的形态再现，揭示了主人公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幻想交响曲》的音乐内容体现了非理性特征。 二十世纪的解构主义颠覆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根本观点，音乐彻底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音乐变成单纯感官的东西，传统的音乐形式走向解体，调性原则瓦解，和声功能性丧失，协和与不协和观念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旋律不复存在，音乐创作否定或排斥传统的形式与表现手法，有些作品使用音块手法，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旋律与和声，作品显得怪诞离奇。约翰·凯奇则对理性思维产生了怀疑并寻找消除理性判断的办法，他确立了偶然音乐的创作原则，在其代表作品《4分33秒》中，理性内容从音乐中被排除了，其音乐结构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偶然音乐是西方音乐非理性的极端表现。
三、西方音乐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以崇尚理性为特征的西方音乐，始终无法回避音乐艺术非理性的一面，在音乐作品的感性形式中渗透着理性因素，音乐作品的理性也会化成有血有肉的感性形象，西方音乐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日神精神象征的是理性精神，体现了音乐艺术中冷静、清醒、理智的理性内涵，酒神精神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非理性状态，强调一种狂歌式的非理性精神，体现了音乐艺术中热烈、冲动、感情化的感性体验，西方音乐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统一体，即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音乐中音乐性的内容包括基本情绪、风格体系和精神特征三类，贝多芬作品中的喜悦、悲观、紧张等基本情绪是音乐性内容最外在的表现，而风格体系不仅仅是感性的内容，它需要理性的介入(即专业性的音乐知识)才能体验到，另外，人们只有在高度的审美活动支配下才能体察到贝多芬作品中的崇高、英雄性等精神特征。音乐的内容与情绪、精神等相关，具有非理性特征，超现实主义荒诞不经的表现形式，恰恰是它非理性的内容决定的，西方音乐在内容与形式上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音乐中的感情表现受到遏制，宗教音乐的结构形式超过了情感表达的需要，但依然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谱例4-a是经文歌《他是个傻瓜/谁也不知道/赞美复活节的殉道者》，低音声部(Tenor)使用了圣咏的旋律(见谱例4-b圣咏《赞美复活节的殉道者》)，圣咏贯穿该作品始终。格里高利圣咏是用教会调式写作的单声部旋律，来自圣经的歌词是同上帝交流的媒介，充分体现着宗教理性，但高音声部Ⅰ与高音声部Ⅱ的歌词却是世俗的爱情内容，非宗教性旋律也是独立创作的，这体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另外，教会调式以五度相生律为基础，感性本能向以自然泛音为基础的纯律滑去，五度相生律最终被纯律所取代，教会调式最终被大小调式体系所取代，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感性与理性的冲突，大小调式体系的胜利是感性冲破理性束缚的胜利。
古典主义音乐试图调和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例如，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表现出激烈的矛盾冲突与顽强的斗争精神，理性精神通过强烈、深沉的情感体现出来，这种情感存在于理性的、逻辑的、精致的音响结构中。贝多芬与黑格尔诞生于同一年，二者是古典主义音乐与哲学发展到最高峰时的代表人物，只有把贝多芬音乐看成是德国古典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才能真正理解其作品的内涵。贝多芬音乐中强调的和谐包含了对立统一的原则，具有否定之否定结构意义的三段式A—B—A：ABA中的B是主动的否定，意味着理性，B体现为抑制力，代表着一种理智要素制约着A，ABA是人的理性本质的实现。在奏鸣曲式中，双主题的对峙，以“旋律—和声”为模式的动机展开，功能性和声动力性的增强，力度大幅度的变化等增加了音乐的内在张力。和声语汇按照T-S-D-T功能进行有序化的组织，调性、主题也体现着对立与统一，呈示、展开、再现的结构是利用内在逻辑来加强音乐的统一性。贝多芬作品中“肯定(呈示部)——否定(展开部)——肯定(再现部)”的对立统一思想与黑格尔哲学中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想)如出一辙，贝多芬音乐理性的形式与强烈的情感相融合，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勋伯格的音乐深受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他认为人的潜意识和情感是超越理性的，决定人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欲，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是为了逃避理性主义的束缚而发展起来的，但却以一种人为的、极端理性化的面貌出现，这又制约了他所强调的情感表现。勋伯格的学生韦伯恩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序列主义音乐的理论，作曲家按自己的构思和布局创作序列主义音乐，这种音乐有一个理性的体系，序列主义音乐的实践——创作、表演和欣赏分工明确，但理性的有序与感性的有序有脱节的危险，由于音乐听觉非常注重音高在时间上的排列顺序和起伏方向，而反时间顺序的逆行和反方向的倒影与原形的关系在听觉上很难辨认，因而理性上可分析的统一关系，感性上却不一定能觉察到。约翰·凯奇认识到形式理性音乐的局限，也看到无调性音乐无法克服的矛盾，他宣称要把音乐从音符中解放出来，就创作了偶然音乐《4分33秒》这样的极端作品，偶然音乐的思维原则是非理性或无理性的，是无序的，甚至是无结构的，作曲家尽量减少控制作用而让机会和偶然来决定音乐创作，在《4分33秒》的“演奏”过程中，作曲家、演奏者、听众的角色互换了，实质上是听众自行将周围的音响当作“作曲家”想让他们听到的作品，听众担任了主动的角色，偶然音乐用极端的方式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结语
从西方音乐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音乐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说明音乐的美既要有感性形象，又要有理性内容，在音乐作品的感性形式中也要渗透着理性因素，西方常用理性的手段去创作音乐和诠释音乐，但音乐总是与情感、非理性息息相关，音乐在本质上有非理性的一面。音乐艺术作为艺术中的一个门类，具有艺术的普遍特征，即审美特征与情感特征等，音乐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创造的本质在于自由，没有理性的自由、没有理性的音乐是没有前途的。在西方音乐发展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一对矛盾始终贯穿于各种音乐风格和音乐流派之中，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音乐风格有时是理性思潮占主导地位，有时是非理性思潮占主导地位，呈现出交替现象，理性与非理性地位的变化，是西方各种音乐风格和音乐流派交替发展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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