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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徐特立爰国爰校的故事
徐特立作为我国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一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关于爱国与爱校的故事。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名人故事，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是中共党内“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典范。他的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在漫长的救国之路中，徐特立先后前往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苏联学习或考察教育。他饱经忧患、不断求索，为真理而斗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徐特立学识渊博，却时刻以为不足，总是以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读书学习之中，并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最终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
早在青年时期，徐特立就立志读书。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定“破产读书”，并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徐特立家境贫寒，读书之路自然也充满坎坷。他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田地(一年可收20石谷)逐年变卖，专门用来读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计划制定后，徐特立就不再顾忌周围人的眼光和议论，而是按照设想的计划逐步落实。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他都买了回来，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阅读。遇到疑难问题，他就自己找参考资料去摸索和解决。
徐特立白天教书，夜晚读书。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来学习，就连走路、吃饭、睡觉也不忘学习。同时，他认为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消化，又不能记忆，读了等于不读。学习《说文》时，徐特立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就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以便熟记篆文写法。学习数学时，他常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者一个题目，然后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完一段路程、掌握这个知识点之后，他就停下来翻看下一题。学习心理学、伦理学时，他先把术语抄在小本子上，然后放在口袋里，方便随时阅读。
除了“定量”，徐特立读书还遵循另一条原则，即“有恒”。徐特立坚持执行“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到了第八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初试30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19位，这使得他的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随之，各处学堂争相聘请，许多学生慕名求教，他的年薪也涨到了60串钱。后来，徐特立回忆说：“我从20岁到30岁，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这一时期，凭着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徐特立博览经史子集等古籍，涉猎数理化史地等近代自然科学书籍，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5年春，28岁的徐特立离开家乡，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开始新的学习。毕业之后，他受聘至周氏女塾任教，以国文教学为主，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等课程。经过几年的了解和观察，他发现了教育上的不少问题，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问题很多。1910年2月，在朱剑凡的资助下，徐特立前往上海参加江苏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徐特立由上海前往日本，考察日本小学教育。在日本期间，徐特立重点研读了日本教育学术研究会编写的《小学校事汇》《三十个优良小学校》等著作，同时还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经过外出考察，徐特立感受到教育科学的重要性，思想上有了明显变化。回国后，他撰文介绍上海、日本的小学办学经验，推动小学教育改革工作，他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越多越好。”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徐特立针对学生读书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毛病，提出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他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读书可以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还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的这种学习方法，读书期间做了好几网篮的读书笔记，包括听课、自学、摘抄的笔记，以及随感、日记等。
尽管声望和成就不断提高，徐特立却并未停下求知若渴的脚步。这时，他的教书所得已十分可观，“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丰厚的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他将“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1919年以前，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而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徐特立在短期内一手培训出来的。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看到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徐特立认为“国家有前途、有办法，自己也觉得年轻了”。为了做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他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有朋友劝他不要“到外国去做扶拐棍的学生”，徐特立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主意打定后，徐特立立刻开始行动。他在筹集齐旅费后，回乡与妻儿告别，于1919年7月离开长沙前往上海，等候轮船出国。同年9月，徐特立在“英文只会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离开祖国，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到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读书期间，徐特立刻苦钻研俄文、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回国后，徐特立长期领导教育工作。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他依然不忘教育工作，抓住各种机会，教授战士们学习文化。行军时，徐特立要求战士们在背包上、草帽上、斗笠上写上字，边走边教边学，而且每天只教一两个字，要求战士们先学会念，然后会写会用。有些战士嫌每天学得太少，徐特立耐心地说道：“一天学会一个字，一年就会365个字;学会两个字，一年会730个字”，“只要坚持，用不了半年，不但可以写标语口号，还能写信”。
延安时期，徐特立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为了编辑出版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等教科书，他常常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核证。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校长期间，为了使读书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思想。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同时，他还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徐特立“三位一体”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一大批发明创造，有力地缓解了陕甘宁边区迫切的生产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困难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特立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72岁的徐特立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虽然学识深厚，但他总是和以前一样虚怀若谷、废寝忘食，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在繁忙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还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徐特立总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学习，从不满足和停顿。毛泽东赞扬他“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中共中央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是诲人不倦”“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徐特立这种谦虚认真、勤勉好学、时不我待的读书精神，值得我辈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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