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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6个
在日常的学习中，看到知识点，都是先收藏再说吧！知识点也可以理解为考试时会涉及到的知识，也就是大纲的分支。想要一份整理好的知识点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1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格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蔡元培于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无意中读到一个叫胡玉缙的人写的一篇文章。由于内容生动、材料丰富、详实，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一连读了几遍后，便决定将其聘请到部中任职。于是，他指示下属官员起草了一封信。
后成为著名国学大师的胡玉缙在当时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他与蔡元培素昧平生，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来举荐他，本应是感激不尽。可出乎预料的是，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非但没有感激，还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
原来，问题出在蔡元培让下属写的信中的个别字上。信的全文是：“奉总长谕：派胡玉缙接收（教育部）典礼院事务，此谕。”按字面理解，“谕”和“派”两个字是上级对下级的，包含着必须服从的意思。而胡玉缙这时还不是教育部雇员，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因此他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谕”字，本来是封建专制时代使用的一个“特定词”，所以，胡玉缙认为无法容忍。
蔡元培接到胡玉缙的抗议信后，内心深为不安。他立即给胡玉缙复信表示歉意，称“责任由我来负责”。
因部属拟稿用字失当，蔡元培主动承担责任，向人道歉，此事看似虽小，但从中折射出的这种律己不苟的高尚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2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让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自己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便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成为大名鼎鼎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然而，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让他们一步步成为北大的名师。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
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暗杀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以及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
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3
教育家蔡元培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有一次，蔡元培要去城里拜见一位私塾先生，可仅有的一套体面点的衣服被雨淋湿，一时半会儿又干不了。就在蔡元培发愁之时，一个小伙伴提醒道：“小黑那套出门穿的衣服昨天刚洗干净，可以借他的穿一会儿呀！”小黑是他们的'同学，蔡元培便和小伙伴一起去找小黑借衣服。
他们来到小黑家时，只有小黑的母亲在家。得知蔡元培的来意后，小黑的母亲起身要去小黑屋子里帮蔡元培拿衣服。“不用了，等小黑回来后我再来吧。”蔡元培忙摆摆手说。小黑的母亲劝蔡元培不必再跑一趟，既然来了顺便拿走就行了。看蔡元培还是一再推辞，小黑的母亲笑着说：“你不会以为小黑不肯借给你衣服吧？放心，他肯定会借给你的。”不管她怎样说，蔡元培还是空手告辞了。
回去的路上，小伙伴非常不解，觉得蔡元培不相信朋友之间的情谊。“不，我并不是不相信小黑。恰恰相反，我知道小黑一定会借给我。”蔡元培笑着说，“但是，小黑肯借给我是一回事，我不经过他的同意私自拿衣服又是一回事。他同意是出于对朋友的亲近，而我不私自拿则是出于对朋友的尊敬，这两者并不矛盾。”小伙伴听了蔡元培的话不住地点头。后来，小黑当然借给了蔡元培衣服，听到蔡元培的话后颇为感动，两人的友谊更深了。
有句话叫“贤者狎而敬之”，关系亲密却又保持敬重，互相信任却又保有一份距离和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这是朋友之间很难得的关系。能做到这点，将能获得长久并且牢固的友谊。
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4
小时候的蔡元培，经常在楼上读书，一天晚上，他家的楼房失火，全家人都惊恐不已，突然想到在楼上读书的蔡元培，大家急忙呼喊，让他下楼。此时，蔡元培已经钻进书里，理都不理大家，仍然埋头读书。家人只好赶紧跑上去把他从楼上拉出来，就这样他手里拿着书仍然读着，一直没有从书里出来，看到他极为镇定的表情，无人不为他的读书精神所感动。
读书读到如此淡定，恐怕我们大多数都达不到这种境界。
蔡元培从6岁到17岁，十年的私塾学习，基础打得牢固。从20岁到23岁，有了机会到绍兴城里的首富徐树兰家中，校书兼伴读，伴随徐家子弟读书学习。徐树兰是绍兴城的首富，曾于光绪六年捐银十万两建屋购书，创立“古越藏书楼”，面对这么多的书，校书之余，他一下子便钻进了书里。这四年多来，潜心阅读使他的国学知识变得博大精深。
为了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他学习外语，作了九年的准备。时机成熟，41岁的他赴德，开始半工半读的学海生涯，学习国外的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只要在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他都听，都学。在德国一学就是五六年，46岁回国出任教育总长，政局不稳，失望的他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继续赴德、法学习。到51岁才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先后四次去西欧国家考察，也是学习。在北大十年中，有六年多的时间是在外国考察学习，在外国的学科中他最钟情于心理学、美学。以至于在他病重、躺在病榻上，仍然想的是学习，他说如果再给他十年的话，他一定再学学心理学和美学。蔡元培终身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就像蔡元培自己所说，一个人如果学习方法得当，持有钻进去的精神，想不成功都难。读诗书，学贯中西。无论是早期的私塾学习，还是成年后的多次留学，他都“一心向读”。正是这种潜心阅读，才使得他学贯中西，对古今中外各科知识都能融会贯通，进而为担任北大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将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向读”，真正钻进去，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
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5
一次在伦敦举行的中国名画展上，组委会派人去南京和上海监督选取博物院的名画，蔡元培与林语堂都参与其事。当时，蔡元培已是名声显赫的大学问家，却依然谦虚低调。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自认是中国通，在巡行观览时滔滔不绝，不能自己。
为了表示自己的.内行，伯希和向蔡元培说：“这张宋画绢色不错”，“那张徽宗鹅无疑是真品”，以及墨色、印章如何等等。蔡元培不表示赞同和反对意见，只是客气地低声说：“是的，是的。”一脸平淡冷静的样子。后来伯希和若有所悟，闭口不言，看向蔡元培时都是一脸佩服的神情。林语堂后来在谈到蔡元培时还就伯希和一事感叹说：“这是中国人的谦虚和涵养，反映外国人卖弄与浅薄的一幅绝妙图画。”
由此可见，在人际交往中，不以自身的交际优势自居，不与对方争锋而时时处处表现出谦虚恭敬的美德，把自己放在与对方对等的位置，甚至甘居下位，定能博得对方敬重，赢得对方好感。
我们往往在失意、平凡、卑微的时候懂得谦虚，但是却在取得成功、有了名气、地位上升后忘了谦虚为人。苏格拉底说：“谦虚是藏于土中甜美的根，所有崇高的美德由此发芽滋长。”可见，谦虚对于我们为人处世是尤为重要的，它应该成为伴随我们一生的交际美德。
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6
许多中外名人都是素食主义者，如达·芬奇、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和老子、王维、孙中山、蔡元培等。
蔡元培的素食，在他的《自写年谱》中说得很明确:“我那时候也是素食，这是民元前二年莱比锡受李君感化的。”李君，指的是李石曾，他于1902年赴法国留学，1907年成立“远东生物化学学会”，首次用化学方法分析出大豆的营养成分与牛奶差不多，在法国成立第一家“豆腐公司”，开办“中华饭店”，被称为“豆腐博士”。
1909年，与蔡元培一起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齐寿山，应李石曾邀请赴法一游。齐寿山回来后告诉蔡元培说，李石曾素食，并说动物死亡时全身僵直，体内会产生毒素，经常食用会使人中毒。蔡元培听后觉得有理，也回想起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一只精心饲养的粉红色的猪被屠杀”的惨状描写，深受触动，于是萌发素食的念头。
蔡元培亦在《自写年谱》中写道：“适莱比锡有素食馆数处，往试食，并得到几本提倡素食之书，其所言有三益:一、卫生，如李君所言;二、戒杀，不肉食则屠杀渔猎等业皆取消，能因不忍心杀动物之心，而增进不忍心杀人之心，战争可免;三、节省，一方牧场，能以所畜牛羊等供一人一岁之食者，若改艺蔬谷，可供给十人之上。”他把这“素食三义”——卫生、戒杀、节用，专门函告其国内朋友寿孝天，并说自己的素食主要偏重于“戒杀”这条，因为人都有好生恶死之心;至于“卫生”，最重要的是要忌烟酒，而自己做不到;至于“节用”，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素食而特饪，未见便宜。
不久，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蔡元培在1910年4月回信说，“世界实行之事，大抵动于情感，而非动于理论”，“戒杀”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感情问题。人类进化是个渐进过程，越早期就越是牺牲自己身体来获取所得，如人吃人、肩挑手拉、踏人力车，后来改用马车、牛车，现在则用电、用油了。在技术发达的同时，人的感情在进步，恻隐之心在传播，开明的人会视禽兽为异种之人。素食主义者也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水，里面也有许多小生命生活其间，只是人眼看不到，因而感情上没有产生恻隐之心。现在人的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他还说，自己素食之后，“觉于吾之口及胃，均无甚不适，而于吾心则甚惬，遂立意久持之。”
蔡元培原本就瘦，夫人担心素食对健康有影响，便借故劝说他:“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谋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现在怎么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蔡元培回答“人有该杀之罪，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1913年10月，蔡元培参与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携家人来到法国游学，暂时住在李石曾创办的位于巴黎近郊科隆布镇的豆腐公司。蔡元培素食就受李石曾影响，如今住在他的豆腐公司里，“午、晚餐包与豆腐公司”，自然是餐餐素食，吃得最多的是豆腐、豆浆、豆面、豆粉、豆皮等。有人后来回忆说，“元培同他都力行素食，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两人相处颇为契合”。
在法国期间，蔡元培一家先后住在圣多耐、都鲁士和罗埃等地。在罗埃，蔡元培跟李石曾的朋友欧思东住在一起，向他学习法语。欧思东是比利时人，“长于音乐，常素食”。相同的情趣与习性，使他们相处十分融洽，更使蔡元培保持着素食这个习惯。
据语言学家何容晚年在《对“卯”字号前辈的一些回忆》一文记述，“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联合会邀请蔡元培去讲演，地点安排在维斯礼堂。联合会派代表到车站去迎接，但没有接到蔡元培。原来，蔡元培独自先跑到天津大胡同著名的真素楼吃素菜去了。
蔡元培不仅自己素食，还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师生中倡导素食。
1917年底的一天，《北京大学日刊》的`一位校刊编辑跑来请示说，有一位叫林明侯的学生，来函建议校方提倡素食，还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不知校长尊意如何?蔡元培当即作了批复：“右提议鄙人甚所赞成。同学中有赞成斯举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该批复意见与林明侯的《请于校内增设餐堂另订素食章程书》一起在1917年11月15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后，北大校内一度兴起素食的热潮，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开始素食。
蔡元培还在北大倡导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中，把“不食肉”作为“正心修德”的一条重要标准，指出会员修身的最高等级是“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1921年，蔡元培因腿病不能行走，医生觉得病时素食不易调理，劝他恢复肉食。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云:“(我)素食十二年，至民元(国)十年，在北京，因足疾，被医生劝告而又食肉，深愧不如李君(即李石曾)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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